​纪念 | 曹禺：东方的莎士比亚，戏剧史上的璀璨明星

纪念 | 曹禺：东方的莎士比亚，戏剧史上的璀璨明星

曹禺天性喜戏，自幼即观看从京剧、梆子到文明戏等各类戏剧。南开教育系统由于创办者张伯苓（名寿春，1876—1951）的理念，以新剧作为教育手段之一，遂成为中国话剧史重要组成部分。曹禺15岁加入南开新剧团，开始其戏剧生涯。1926年16岁时，恰逢《庸报》创刊，他和几位同学得到机会，在报上开设“玄背”副刊，于是有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和几首新诗。小说有强烈的郁达夫痕迹，新诗略近新月派。这些作品虽谈不上高明，但题材、情绪、文风等方面的偏嗜，与他后来的剧作实乃一脉相承，流露出新文学对他的总体影响。

将曹禺引上话剧舞台的导师，是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字仲述，1892—1957）。其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同年与胡适等人出国留学，在美期间对戏剧尤所注意。回国后1916-1919年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主持南开新剧团并执导诸多话剧，其间周恩来在团中并出演多个女角。1918年彭春排演自己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1919年又助兄开办南开大学，随后再度出国攻读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至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对清华转制为大学尤起关键作用。1926-1929年回任南开中学主任，并南开大学教授。此数年正是曹禺在南开就读期间，得张彭春赏识，并受到全面的话剧训练。此训练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剧场演出，曾在《压迫》《刚愎的医生》（即《国民公敌》）《玩偶之家》《争强》等剧中扮演角色；一是剧本改译，有《太太！》《冬夜》《争强》等。另外，他接受或旁观张彭春导戏，于未来创作剧本的风格，也有莫大关系。

1929年，曹禺转学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清华是现代话剧史上，除南开外的另一校园重镇。曹禺继续登台演出，还导演自己改译的《罪》。不过对戏剧课程，他的兴趣似乎不大。而是投入大量时间，系统阅读西方戏剧作品，由古希腊延至当下，并已经有自己创作剧本，以颉颃天下的想法。所成即其自述构思五年，并于1933年问世的《雷雨》。

《雷雨》发表于1934年《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与他最早的文学朋友圈有关。《文学季刊》郑振铎挂名主编，实际操持者是曹禺的换帖把兄弟章靳以。而作为编委的巴金正在北京，一见惊诧，力主刊发。正如巴金所预料，剧作发表之后一炮而红，并很快被译成英日文。半年之内，日中两国均搬演舞台。1938年并被拍成电影。

出道即巅峰的局面，决定了曹禺一生的工作走向。或许，他原先还有创作小说、新诗方面的兴趣，但《雷雨》确乎获得“雷雨式”的爆炸性成功，使得他在路线上心无旁骛。不过，有关这部剧作的主旨，解说可谓是五花八门。普通观众或者“审查委员会”看到的多是“乱伦”；批评家基于新文学传统，很容易归结为“暴露大家庭的罪恶”；随着时代的变迁，曹禺自己也在变换说法，落实于阶级斗争。但就曹禺创作的原始动机，尽管他在南开、清华都扮演过娜拉，写作《雷雨》前刚完成毕业论文《论易卜生》，但可以相信他对五四以来热门的“社会问题剧”未必看得上眼。按他自己的说法，“《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雷雨〉序》）这一高蹈的立意，毋宁说是西方戏剧史最显眼的古典传统，即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等的“宿命”主题。曹禺“取法乎上”的心理动因，应该在这条脉络上找寻。

随后创作的《日出》，剧本前摘录八条《道德经》和《圣经》的语录以为题记，是他提示主旨，在于对人性和命运的宽广关怀。《雷雨》的成功，也让他给自己施加了保持水准的压力，“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日出〉跋》）《雷雨》基本是三一律的产物，焦菊隐所谓“假古典主义”。（《关于〈雷雨〉》，桂林《扫荡报》1940年2月2日）《日出》“想脱开了La Pièce bien-faite一类戏所笼罩的范围”。（《〈日出〉跋》）尤其在第三幕的设置，“宝和下处”作为对照性的另一场景，需要完全不同的舞台布置，和完全不同的另一组演员。这一设计作为文学文本而言并无问题，但舞台演出，从时长到成本均显示出困难。1937年初首演，由欧阳予倩执导，曹禺从南京专程赶到上海，结果看到了删去第三幕的《日出》。再加一年多前，同样由欧阳予倩导演《雷雨》，删去了“序幕”和“尾声”。如此引起曹禺的大不快。曹禺作剧，大体都有些原型，如《雷雨》《北京人》《家》，与他的生活经历较为亲近，自可胜任愉快。其他如《蜕变》《桥》，就需要外出专门做些调查。《日出》介于二者之间，剧中陈白露，有当时艾霞、阮玲玉自杀的触动，这类形象曹禺多少能够意想；下等妓院则绝非其能梦见，而在天津、山西等地的有意走访和无意得见，其间的悲惨让他深受震动。因而第三幕，在他感情中的位置，极为特殊。

《日出》连载于1936年靳以、巴金合办的《文季月刊》，时曹禺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西洋文学系任教。翌年该剧搬演舞台，曹禺亦渐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常客，受到广泛的评论。后与主持副刊的萧乾相熟，1937年《日出》剧本并获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金。这一切均对迅速扩大曹禺的名声，作用不小。

其时曹禺已经南下，就职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学校1935年创建于南京，1937年疏散长沙，1938年转徙重庆，1939年迁驻江安，1940年6月改名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此校由国民党大员张道藩创办，直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张道藩于文学艺术颇有修养，话剧方面曾翻译、创作多部剧作。他请余上沅任校长，余则通过清华学生张骏祥邀曹禺任教务主任，并负责编剧方面课程。曹禺1936年9月至1942年初任职该校，在校期间，他先后创作《原野》《蜕变》《北京人》，以及部分《全民总动员》（后改名《黑字二十八》）。

这些剧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原野》《北京人》处于《雷雨》《日出》的延长线上。1937年的《原野》，背景置于乡村，显然曹禺对于自己的创作，有着不重复以往的自我要求。不过可以断言，他仍希望自己的剧作被看作“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决非社会问题剧”，（《〈雷雨〉的写作》，《质文》第2号，1935年7月）所回旋者依然是“命运”。只是与《雷雨》被解读为揭露封建家庭的黑暗相似，《原野》在大部分人眼中，也仅是“复仇”。

曹禺自承第三幕中的鼓声与枪声，“采取了欧尼尔氏在《琼斯皇帝》所用的”。（《原野》初刊“附记”）他的几部名剧，是否剿袭外国剧作，是个长久被议论的话题。关于《雷雨》，“……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或Racine的Phèdre灵感”。（《〈雷雨〉序》）而《日出》与契诃夫的关系也有不少人生疑，等等。持平而论，曹禺固不是莎士比亚、莫里哀、奥尼尔那样划时代的剧作家，他是在阅读这些剧作家的剧作中成长的。熟稔于心他们的各类写作手法，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剧作中有所映射，是在所有作家中都能见到的艺术现象。但他剧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中国观众的共鸣，这出于他自己的所感所见所思。因而他与西方戏剧史的复杂关系，从多维影响角度来观察，则更为妥当。

《北京人》写于1940年，主角愫芳是以他的新恋人方瑞为模本。但毋宁说，这部剧中“有如人猿”的“北京人”角色，或许才是最具“曹禺性”的。他曾提到，“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是就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同样，在《日出》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我反而将他疏忽了，他原是《日出》唯一的生机……”之所以无法写出这“最重要的角色”，前者因“技巧上的不允许”，后者是“事实上的不可能”。（《〈日出〉跋》）《北京人》与《雷雨》《日出》相类，曹禺的本心，是要在展出一切的黑暗与无望之外，另蕴含有某种“洗涤”的力量，然却难得为人体味。《北京人》中的“北京人”，终于在“技巧上”和“事实上”，让他有了直接的表现机会。

另一路剧本则与抗战的大背景有关。1938年10月于重庆开幕的第一届戏剧节，几乎集合了当时大后方所有的话剧名流。曹禺与宋之的合作，将成于众手的《总动员》改写为《全民总动员》以供上演，编剧、导演、演员皆是一时之选。这部以保卫大武汉为背景的“时事剧”，自然有国民政府推动的因素，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张道藩亲自饰角，曹禺也有角色。如果说此剧曹禺或者还算是被分配了任务，但在民族危机之下尽一份力，显然也是当时他自觉的意识。

一年后，他创作《蜕变》，题材得自1937年冬在长沙调查伤兵医院。有关《蜕变》，解放后曹禺多次自我解释其立意，大体偏于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而尤其言及国民党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审查，以及强迫他修改剧本。叙述中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和常务次长张道藩的形象，均颇为负面。不过回到历史现场，情况或许并非完全如此。顾毓琇是曹禺曾经的清华老师，并非国民党人，是由于日本入侵才出山参加政府。据自述，他曾对曹禺说，“此次抗战，如果知识分子抱悲观，则必失败；如抱乐观，则是否战胜，须再视吾人努力如何。”（《迎送新旧同学大会，公演名剧〈蜕变〉，顾校长介述本剧写作经过》，《国立政治大学校刊》1948年269期）由此相约，顾毓琇写出了《古城烽火》，曹禺则是《蜕变》。

《蜕变》迭经审查，屡屡被要求修改，引起曹禺反感，这自是事实。但其主题，既有揭露“动摇分子”、“腐朽人物”，又有歌颂“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意旨在于展现“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关于“蜕变”二字》）1943年1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发荣誉奖状，及奖金一千元。4月21日，蒋介石亲临观看，剧中第四幕伤愈重返前线的“荣誉大队”军人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台词，想必让他甚为受用。但这其实是个临时添置的“马屁”，曹禺剧本原词只是“中华民国万岁”等，直到八十年代重出时才去掉。无论如何，9月中旬，修改后的《蜕变》被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定为“奖励上演列为本会审定标准本者”。（《审查通讯》第56、57期合刊）1944年2月，《蜕变》和赵清阁、老舍的《桃李春风》等四剧获教育部卅二年度优良剧本奖，《蜕变》奖金一万五千元。当时如老舍等写剧，多受政府部门或民间团体赞助委托。《蜕变》究其本质，属于所谓“抗战问题剧”，而为各方所接受。

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曹禺几部剧作的遭遇并不相同。《蜕变》受国民政府表彰，延安更早在1940年底就有排演，但在沦陷的上海则遭禁演。其他名剧，《雷雨》《原野》1941年秋和1942年秋在大后方相继被禁；《日出》被要求修改；《北京人》则获“三十年度全国艺术奖金”。共产党方面，1939年冬周恩来到渝，很快会见曹禺这位南开小师弟。而据说是出于毛泽东的亲自建议，延安在翌年元旦，上演《日出》，毛与洛甫到场，并多有褒扬。这显然是高层早有商议。4月延安方面刊出崇基（艾思奇）《〈日出〉在延安上演》：“延安上演《日出》，是因为它是抗战以前的戏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产品之一……我们不演《原野》，不演《雷雨》，而单演《日出》，就因为他们比前面的戏包含着更多的现实的暴露，所以如果因为延安演了《日出》，就以为其他非抗战内容的戏通通在可以上演之列，这完全是可笑的推测。”（延安《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畸轻畸重非常显明。不过半年以后，《雷雨》在解放区也不断上演，曹禺的创作动机，被认定为“向人们提出了他所憎的社会势力正在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而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他所爱的社会势力上”。（默涵《〈雷雨〉的演出》，延安《大众文艺》第1卷第6期，1940年9月）1941年12月4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增聘曹禺为名誉理事。这一切，均可隐约看出中共方面的统战态度。1942年初，在重庆的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颇有意味地对曹禺说：“你还在向往原始共产主义吗？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延安了。”（《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第154页）

是年曹禺已离开国立剧专，任教时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此前他即在该校兼职。本年夏，动手依据巴金代表作《家》改编同名剧。本剧并未完全依照原小说人物主次，而尤其以觉新夫妇的塑造为出色，延续的是他拿手的《雷雨》《北京人》的路子。小说与剧本均成名作，是为二人兄弟情谊的纪念。（本文摘选自《曹禺全集》前言，全文详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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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曹禺全集》

作者：曹禺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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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武婧

二审：樊金凤

三审：胡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