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几个月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人刺杀。电视上播放的画面显示，他演讲的场面很冷清，街道并不繁华，就连刺客看起来也很寒酸。后来披露，刺客的生活穷困潦倒，看不到希望，因而对社会产生不满。看到这样的画面和听到这样的刺杀原因，观众心中不免会产生疑问，日本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会是这样呢？

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对日本社会的认识千差万别，甚至有云泥之分。

过去，由于受到电影、电视剧的影响，许多人对日本并没有多少好感，除了痛恨日本侵华的罪恶外，人们对日本人当面鞠躬，貌似有礼貌，却动不动扇人耳光，粗暴无礼也很不以为然。

随着国门打开，有机会去日本学习和旅游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听许多从日本旅游回来的人讲，日本的真实情况和以往的印象大不一样。他们会生动地给你讲述，在日本见到的人是多么彬彬有礼，他们的生活环境（街道、住房、学校等）是多么干净整洁，商店里的商品货真价实，售货员是那么有礼貌地热情待客——总之一句话，他们口里介绍的日本，和过去印象中的日本根本就是两回事。文明、干净、整洁、有礼貌是听到最多的评价。

我们不能苛求旅游者，他们走马观花地走一趟，也只能得到这样的表面印象。

再者，日本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二十多年来经济衰退情况究竟怎么样，人们的看法也是有霄壤之别。在早，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日本经济遭受到沉重打击，二十多年来GDP几乎没有增长，踏步不前。另外，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可是最近几年，又见到各种媒体说，前边说的那些都是假象，日本在这二十多年中，经济发展并没有停滞，特别是他们科技发展迅猛，根本不像以前描述的那么糟糕。他们特别指出的是，日本近年来几乎年年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就是日本并没有衰落的有力证据。

听到以上各种声音，那些没有机会去日本亲眼看看的国内群众心中不免会产生疑问：上述说法中，究竟哪种说法反映的才是真实的日本呢？

笔者最近阅读了几本关于日本社会的纪实作品和社会推理小说，其中有日本人写的，也有美国人写的。社会纪实类作品应该是真实的记录，以它为据没有问题。即便是小说，它所反映的也基本是社会的现实情况，虚构的情节也不会离开现实太远，除了人名地名是假的，事情一般都是真的。

本文试图把我从书本上了解到的日本基层社会情况做一介绍，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全面地认识日本。我的基本看法是，相对于耀眼的科技成果，日本的社会问题以及底层百姓生活的艰难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在这里引用的几本书主要是：一，《东京罪恶》，社会纪实类，美国杰克.阿德尔斯坦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东京贫困女子》，社会纪实类，日本中村纯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绝叫》，社会推理小说，日本叶真中显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四，《BLUE》，社会推理小说，日本叶真中显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东京罪恶》是美国记者杰克.阿德尔斯坦的社会纪实作品。他大学就读于日本上智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就业，成为《读卖新闻》的一名社会调查记者，他的主要采访对象是东京警视厅，因而能够接触到许多犯罪问题和社会阴暗面。他回到美国后（他在日本受到黑社会的严重威胁），用自己的笔，忠实地记录下他在日本所见到的一切。

《东京贫困女子》的作者中村纯彦，大学毕业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2010年后，他用了三年时间对东京底层女性作深入调查，2016年出版了这本著作。

《绝叫》和《BLUE》的作者叶真中显是一位作家，他始终关注日本社会问题，他喜欢以推理小说的形式揭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小说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内容都是日本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所以尽管是“小说”，我以为也是可以用来说明日本存在的问题的。

总的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经济遭遇了严重危机，在此之前高速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泡沫最终破裂，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再就业成了一件非常艰难的事。

过去，日本有的大企业对员工实行的是终身制，只要你不出大问题，可以终身在这个企业工作，这样，就业者可以免除失业的担忧，安心工作。可是当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劳动者的就业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有一半左右的劳动者是被派遣公司用“劳务派遣”的形式派到企业工作的。他们不是所工作企业的员工，工资被压得很低，在工作单位没有一点归属感，简直就像是一个被老板使用的活工具。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派遣制每次派遣期限是二年，政府规定派遣期只能延续一次，即又一个二年。就是说，被派遣到某个企业工作最长时间是四年，到四年届满时，劳动者必须重新去找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业者哪里会有什么安全感呢？惶惶不可终日是他们的真实感受。

现在，日本派遣工的工资普遍被老板压得很低。为了压低工资，资本家往往采取从国外雇劳工的办法，以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迫使本国工人接受最低工资。日本有许多劳务中介机构到东南亚一带招工。在《BLUE》这本书里就具体写到他们在越南招工的情形。

书中写到，越南女子范启莲是生活在越南北部的一名农村妇女，家庭生活比较艰难。她有丈夫有儿女。她听信了日本来的中介机构的宣传，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踏上了去日本做劳务工的道路。

她被带到东京一家小企业工作，身份只能是临时工。这家工厂有二十多名女工，其中有越南人也有中国人。工人们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辛苦工作十多个小时，日子过的既单调又乏味。老板把她们的护照都收去了，这样不经老板同意，她们是没有办法跳槽的，更不可能回国。范启莲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原来中介公司说的一半左右。范启莲虽然很不满意，可是也没办法。她想，既然到了这里也只好忍受下去，好在挣的钱比在国内多，除去还给中介机构的中介费和来时的路费，最后还能落下些钱。于是就安心干下去了。

这个老板故意使中国女工和越南女工在待遇上有所区别，他是另有所图。他先是让中国女工当组长，给她们发的牙膏、肥皂等生活用品多于越南人，住宿条件也相对好一点。后来又反过来，让范启莲当组长，给越南女工的生活用品多于中国女工。他经常会在下班后叫组长去他家，说是“开会”，其实哪里是开会，就是叫组长和他上床。范启莲不敢反抗，敢怒不敢言，只好忍受着。老板对越南人生活上有所优待，因此引起中国女工对越南女工的不满，老板正好利用矛盾，方便控制。

在《东京贫困女子》一书中，中村纯彦通过采访大量在东京工作的女子，详细披露了她们工作和生活的情景。

由于经济不景气，就业很困难，特别在东京更是如此。那些满怀希望到东京来的女孩，能找到的工作工资都非常低，一般每个月工资大约在14万至18万元之间。她们租一间很小的宿舍，每月房租就需要大约7万元左右，另外还要吃饭、穿衣，以及日常花销，所以一个人在东京生存都成了问题。这样，有的女孩就只好去夜店做兼职，当服务员，开始还能坚守不出卖身体，后来渐渐地就堕入黑暗地狱中，成为男人们发泄的对象。

有的女孩，如果遇到自认为合适的男性，很快就会结婚生子，希望能过上好日子。谁知好景不长。日本许多男人是极不负责任的，他自己本来收入就不高，现在觉着有了老婆孩子，她们都是自己的拖累，满肚子的不满意，经常喝酒打老婆。双方争吵打闹的结果就是离婚。离婚后孩子一般归女方，男人是不管的。离婚女人带着个孩子生活，日子更加艰难。

像以上这种情况的东京女人多的是，在《东京贫困女子》一书中有许多实例，下边略举几个。

事例1：

一个养老院里护理工的故事。

日本的老龄化率很高，过去，对于高龄老人的照顾工作一般是由政府负责的，2000年4月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后，政府委托民间机构承担高龄老人的保障工作。

在养老机构做护理工的人工资很低，是日本全部64个行业中最低的。据统计，护理工中正式员工年工资是21万4851元，非正式工是17万6535元。

46岁的篠崎千寻女士（化名）就是一名护理工。她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一个上幼儿园的女儿。她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和第一个丈夫离婚的原因是丈夫有外遇和赌博。她38岁那年再婚后生了第二个孩子。她说：“生完孩子以后就从老年公寓辞职了，一边带孩子，一边去附近的超市打工。自从生了孩子后，丈夫就不断地出轨。”丈夫出轨的事被发现以后，他动不动就发火，对妻子暴力相向。她终日被恐惧支配，开始彻夜失眠。不得已，她和第二任丈夫又离婚了。

篠崎千寻离婚后日子更加艰难。现在，她又回到一家私人办的养老机构工作，每月工资12万元。除工资外，她的收入还包括每月5万2330元的儿童扶养补贴，每月2万元的儿童补贴，每月2万7000元的儿童育成补贴，此外，还有前夫给的抚养费6万元，合计是15万9330元。她说，老板最近通知她，这个月工资没有了。这是老板在赖账。她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已经付出了劳动的人不支付报酬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在看护界这种情况却司空见惯，因为养老院是被私人承包的，老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说，现在家里的钱只有10万元了，一旦钱用完了，还不知能不能申请到低保。

事例2：

佐伯百合女士（化名）今年30岁，毕业于一所地方上的私立大学，作为派遣工来到东京工作。在她26岁时结了婚，但是受到家暴，于是离婚了。她现在在一家大型电子商场做手机销售工作，收入情况是这样的：每月工资是19万元，加班费是6万元，扣除各种保险金后净收入是21万元左右，超出了社会女性平均工资。她每月付出房租7.2万元和水、电、气等费用后，剩下的只比贫困标准多出5万元。到了临近发工资的日子，手里的钱基本花完了。如果遇上疾病等问题，生活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

现在，日本女性就业者中，55.5%是派遣工。像佐伯百合这样年收入在300万元以下的、过着单身生活的女性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在畅销书《新.日本的阶级社会》中写到，除了打零工的妇女，非正式雇佣的劳动者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中，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186万元，贫困率高达38.7%。

企业一般不会把派遣工转为正式工的，这样社会底层的人就没有办法爬上来。贫困的固化使得“贫富差距”变成了阶级差距。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事例3：

植草纪子（化名）是一位55岁的知识女性，毕业于一流名牌大学。在她上学阶段正是日本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她在一家外资上市公司工作，丈夫通过考试成为政府高级公务员，后来被派到海外工作，她随着丈夫到了国外。丈夫收入很高，年薪达到2千万至2千5百万，他们生活条件相当优越。

问题出在她的母亲患上绝症。她回国照顾母亲，为给母亲治病花费了大笔金钱，用尽了一切手段，最后母亲还是撒手人寰。因为花钱多和长时间留在国内照顾母亲，引起丈夫对她的不满，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最后只好分手。女儿随父亲留在国外，她带着儿子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她重回原来单位工作，但是情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了，经常要加班，儿子就无法照顾。她在东京租了一间房子，租金每月8万元。每月工资是26万元，每月还有4.2万元的儿童扶养补贴，前夫每月寄来7万元抚养费。她觉着生活没有问题。

不过，儿子总是问：“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我总是一个人？”她觉得亏欠儿子的，于是，在未经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她辞职了。从此，她陷入了困境。

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人一过四十岁，正式聘用的工作就再也找不到了。她虽然有极高的英语水平，也只能去补习班教教课，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三分之二。不仅生活费不够用，而且因为欠缴儿子学校伙食费经常被学校叫去。

她现在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补习班教课，一个课时可以拿到1千5百元，一个月也只有10万元左右。儿子上高中，每个月学费要4万元，丈夫原来每月寄来7万元，后来降到4万元，再后来干脆不寄了。植草纪子的生活陷入困境。她付不起房租，后来只好住在补习班教室上边的阁楼里。

她的住房情况是这样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米，像一个堆放杂物的储物间，房间内部很矮，大约只有1.6米高，男人站立着根本抬不起头。整个房间只有一扇很小的窗子。

植草纪子说，电费付不起，马上就要停电了，停了电，只好在黑暗中生活。

事例4：

原田萌，女，25岁。她出生在日本东北地区一个十分贫困的县，这个县的人均收入和最低工资在全国都是处于倒数之列。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因脑中风失去了劳动能力，母亲离家出走，她是由奶奶带大的。因为家庭贫困，她在高中阶段就退学了。她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养老机构做护理工，还是正式工。每月工资是13万元，加上加班费，每月到手有15万元，收入还算不错。

不过，原田萌对伺候老年人的工作不满意，一接触到老年人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她奶奶。她奶奶对她不好，经常打骂她，使她很反感。于是她从养老院辞职，来到东京找工作。她先后换了几家企业，收入越来越低。现在每月的工资只有11万元。这样的收入在东京这个大城市很难生存下去。她每天都为生存发愁，失眠、抑郁，精神状态不好。在找不到其它出路的情况下，她不得已去到一家低档风俗店做应召女。她给中村纯彦看她今天做应召女的收入，只有区区4千元。

原田萌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为：工厂打工11万元，风俗店2—3万元。宿舍租金是4.5万元，每月手里只有9万元可用于吃饭、穿衣、乘车、通讯等等，生活难以为继。

日本女子生活很艰难，同样的，男子的日子也不好过。从这几部著作中可以了解到，男性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许多人通常会走上以下几条路。

一是走上犯罪道路。

在《东京罪恶》一书中，作者披露了许多犯罪案例。例如，有的犯罪分子为了钱，可以制造假的车祸事件，骗取保险费。他们雇佣个别走投无路的男人，起先给他们吃好穿好，还给他们发零用钱，这些人还会感激涕零。一旦准备就绪，他们会布置一个车祸现场，让受雇的那个人被路上行驶的车辆撞死，借此向保险公司索赔。

再如，有的男人会去贩卖毒品。日本的贩毒团伙一般都是由黑社会操纵的，黑社会势力很大，有的黑社会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代理人。警视厅查办案件时，往往会受到黑社会高层代理人的干预，使案件无法追查下去，最终不了了之。警察也很无奈。

拐骗、贩卖妇女也是黑社会从事的罪恶“事业”。有一个贩卖妇女的团伙，打着公司的旗号从海外招募妇女。他们大多是从比较贫穷的国家，通过广告和掮客，把她们带到东京来。他们强迫她们到性爱俱乐部上班，而且剥削她们，这些妇女最终成了性奴。知道内情的人对杰克说，那些女孩到了东京后发现，原来答应的报酬根本拿不到手，她们不得不去卖淫才能填饱肚子。她们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克扣。她认识的一个女孩报了警，结果警察威胁她，她不得不为警察提供服务。

有一个加拿大女孩就是这样被骗到了日本。21岁的她按照招聘广告找到这个黑公司，公司告诉她到日本是做女招待，每月工资400万元（合4万美元）。结果她一到东京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迫出卖肉体。一天上9个小时的班，大约可以收入100美元，其中75美元被收走，她自己只能剩下25美元。

二是去当“牛郎”。

牛郎是指一些长相比较俊俏的男人，去为一些富婆提供色情服务。《东京罪恶》书中写道，在一次警察调查中，发现东京歌舞伎町的牛郎店一下子从三年前的20家增加到了71家。有一个名叫“光”的牛郎，25岁，出生在神户，从18岁起就一直在当牛郎。他身高一米九，“容光焕发，指甲是修过的，牙齿又齐又白，身上那套西装肯定得花掉我一个月的薪水。”杰克.阿特尔斯坦写道。“光”可能开始对这一行厌倦了，他向杰克打听自己能不能去当一个记者。牛郎一个月大约能挣到60万元。

除了上述就业难、生活困苦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犯罪问题之外，日本的老龄化现象也是一个令政府和社会十分头痛的问题。

尽管日本政府也为解决老龄化问题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举办了数量众多的养老院，可还是不能完全解决老年人独居的问题。不少老年人一个人生活，经常会有不幸事件发生。在《绝叫》一书中，作者揭示了独居的老人死在家里无人知晓的事情。为此，警察厅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处理这类问题。

“孤独死”一词是这种情形的专用词汇。一般发生孤独死的情节是这样的：老人住的独立套房门户紧闭，与外界失去联系，尸体最早是被房东发现的——这就是最典型的孤独死特征。《绝叫》描写的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当来调查的警察走进住房时，他们眼前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就眼前所见，房间中央有一具人尸，旁边大约围着十几具猫尸。”警察估计，这位爱猫女士是在众多宠物的陪伴下安详地迎接死亡的。当警察做出不属他杀的判断后，就会安排把尸体运走，就此结案。日本每年发生的“孤独死”事件，数量相当惊人。

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工业发达，许多生产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同时，日本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看到日本光鲜的一面时，不要忘记它同时存在着许多阴暗面，并且，这些问题要处理好还有相当大的难度。就像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一样，日本存在这些问题也不值得奇怪。唯一的祝愿是，日本政府和人民能早日处理好这些问题，走上更宽广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