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释法：期待可能性的法律分析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刑法学科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推动下，刑法的理论与实践蓬勃发展。在这个背景下，期待可能性理论逐渐受到重视，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然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学界仍存在争议，尤其是是否可以将其应用于司法实践，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渊源及其判断标准，并结合宋福祥案的案例，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应该在中国刑法中得到合理的借鉴，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和体现。

案情概述

2003年6月30日晚，宋福祥回到家中时已经喝醉了。因为一些琐事，他与妻子李霞发生了争吵和打斗。李霞说：“三天两头吵，还不如死了算了。”宋福祥回应道：“那你就去死吧。”李霞随后去寻找准备上吊用的凳子，宋福祥则喊来邻居叶宛生来劝阻李霞。叶宛生离开后，两人继续争吵和打斗。李霞最后找来绳子准备上吊。宋福祥意识到李霞想要自杀，但没有任何行动，直到听到了李霞踮脚踩凳子的响声，宋才起身过去，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离开现场去父母家里告诉他们。等宋福祥的家人赶到时，李霞已经无法挽救而死亡。根据南阳市公安分局的刑事鉴定，李霞是因为机械性窒息（自缢）导致死亡。

在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法院认为，宋福祥目睹妻子李霞寻找工具准备自杀时，应该预见到李霞可能会自缢而放任不管，在家里只有夫妻两人的特殊环境下，宋福祥有特定的义务。然而，他对李霞自缢而身亡的行为不闻不问，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但情节较轻。因此，根据《刑法》第132条的规定，被告人宋福祥被判故意杀人罪成立，处以四年有期徒刑。

案情分析

1. 宋福祥目睹妻子并任由其自杀需要负什么责任？

因为我国刑法的刑事责任认定，采取的 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期待可能性的认定标准上，采取折 衷说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宋福祥案没有明确的制订法规 则可以援用，解决本案被告人宋福祥刑事责任的问题，需要将规 则“解释”到宋福祥身上，即在作为义务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推 倒出宋福祥是否具有作为义务。判断这种作为义务可以选取多 个角度和标准，有的学者从刑法中的先行行为的角度加以分析， 也有的学者从婚姻法的立场进行论证。

而论者在此试图从刑法 中的期待可能性的理论进行判断。 本案件中，在宋福祥家中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特定情况和环境 之下，宋与妻子李霞发生口角并且撕打，当李说三天两头吵，还不如 死了算了，宋福祥说：“那你就去死吧”，后宋福祥意识到李要自杀， 但却无动于衷，直到听到李踮脚用的凳子响声后，宋才起身过去，但 却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告诉自己 父母，待其家人到时，李已经无法抢救而死亡。

宋对于弥足珍贵的生命视而不见，在有能力、有条件实施救助行为的情况下，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 施和行动，而导致妻子死亡，这是违背生活常理和社会共识的。 我国的刑法规定 14 周岁即具备故意杀人罪的主体资格。可见， 在常人的意识中或者事实就是这样，14 周岁以上的人，其体力和 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知识和法律意识了。 更何况是本案件中的宋福祥，其认识和预见能力应该是正常的和 合理的。

在他的妻子两次寻找自缢的工具时，作为特定的义务人，作为在妻子将要自杀时唯一在场的行为人，在能够阻止其发 生死亡结果的情况下，而不予阻止，这种行为和当时的那种心态 完全违背了法律对他的合理期待，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我们的法律并非只解决眼前 的纠纷，它重在塑造一种秩序，通过对眼前纠纷的处理为今后的 纠纷与冲突确立一种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有目的的。法 律的这种目的同时也赋予了每一位具有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 任能力的人一种期待和义务。

在此意义上，论者认为宋的行为就 具备了实施不作为犯罪的前提。 其次论者以折衷说中的“以平均人说为原则，以行为人说为 补充”对宋福祥是否具有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进行判断。此说 认为如果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低于平均人时，就以行为人的标 准认定；如果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高于平均人，为了展现我们法 律的公平，应以平均人的标准认定。

1、如果宋福祥的期待可能性低于平均人时，此时要以宋福 祥自身的状况进行合理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论者认为与上述分 析“行为人说为原则，以平均人说为补充”的理由大致相同。即 宋福祥在当时的情况和环境以及当时具备的主观心态之下，没 有实施救助义务忤逆了法律对其应当消除风险的期待，在理论 上侵害了其妻子的生命权，事实上也导致了其妻子死亡这一“外 界变动”的结果。因而，在法律上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

2、如果 宋福祥的期待可能性高于平均人，此时应以平均人的标准认定。 对于夫妻关系，人们曾经用无数美好的语言进行赞美，如“同林 鸟”、“连理枝”，当然这似乎是在一种伦理的层面进行和谐的赞扬。那么从法律的角度看呢，论者认为夫妻关系应该是一种契约，所以，从法律的意义上必然可以得出“同林鸟”的结论。既然 如此，即使是在夫妻关系出现一点不和谐的情况之下，在妻子将 要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任何一个有良知和爱惜生命 的精神正常的人，都应该义无反顾和毫不犹豫的去救助一个即 将要步入死亡境地的人，更何况那个人是自己的妻子！

而且，值的一提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具备救助能力的。虽然 社会家庭生活是复杂的，但是面对的是即将消失的生命，面对的是自己的妻子。我们的法律未必是真的无情，以无情的法律—— “具备救助能力和应当履行其救助义务的”来唤醒千千万万像宋福祥一样的“无动于衷”的人的行动是我们法律的价值所在。所以，宋的行为已经符合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是应当追究 其刑事责任的。

结论

“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法谚包含了法律对人的最低伦理要 求，这就要求刑法规范的设立必须充分考虑人之本能与人性弱 点。而“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规范面前喘息不 已的国民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③如何使刑法 在人性与法律规范的夹缝中有一个公正、合理的出口，期待可能 性理论已经给我们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契机，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和实践。所以，期待可能性理论应纳入 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在吸收合理的营养成分基础上， 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