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与“被坑”，徐桐徐承煜父子的荒唐一生

1900年“庚子拳变”，“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太后见形势不妙，挟裹着光绪皇帝匆忙逃离北京“西狩”去了。

八十二岁的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没能赶上出城的“末班车”，有意自杀殉国。

于是他叫来了自己的三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

徐承煜诚恳的跟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讲：父亲你对“义和拳”过去多有包庇纵容，洋人来了必定不会放过你。与其到时候难免有失大臣体面，何不以死殉国？请父亲放心，儿子一定追随您于九泉之下！

徐桐殉国的念头更加坚定了。

于是叫人在房梁上挂了两根上吊绳，摆下两个凳子。

徐承煜扶着老父亲把一颗白头伸进上吊绳，望着徐桐殷切的目光，正气凛然的说：父亲您放心！儿子一定不会辜负您！您先走一步，儿子随后就到！

说着，徐承煜一脚踢倒了徐桐脚下的凳子，任由徐桐挂在房梁上，痛苦的摇摆如杨柳随风。

而徐承煜自己，则赶紧脱下自己的朝服，换上早就准备好的便装，拿上早就收拾好的金银细软，扔下他还在房梁挂着的老父亲，一溜烟儿的逃命去了……

一辈子难称“英明”的徐桐，临死之前还被自己的儿子“坑”……

徐桐画像

守旧派大臣徐桐的古怪人生

徐桐是汉军正蓝旗人。

他的父亲徐泽醇官至户部尚书，他是正儿八经的“贵族官二代”，而且他还算比较争气的“官二代”。

因为他是道光三十年的进士，还被选为“庶吉士”，在那个年代也妥妥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精英”和“上层”的人生开局，却被徐桐硬生生的活成了一个笑话。

鲁迅先生在《现代孔夫子》一文中，戏称他为“儒者的结晶”。

因为他有一段现在看来令人啼笑皆非的论点：“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存在，但葡萄牙和西班牙一类的国家他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古籍上并没有过关于它们的记载，所以他认为“西班牙”一类的国家，就是英法等国问大清要钱要的不好意思了，编造出来的向清廷继续要钱的由头。

徐桐这种见识，在当今社会看来与笑话无异。但在当时他却颇得慈禧太后和端郡王载漪的欢心。

而且在徐桐的眼里，洋人的火车，轮船，电线都属于“妖术”一类，因此十分的反感。

凡是与“洋”字相关的人或东西，他也都十分讨厌。就连受贿的的时候都不要“银洋”，得提前给他换成银锭。

如果这只是他的个人情绪习惯，倒也无伤大雅，不过是一个守旧迂腐的老头子罢了。偏偏他还身居高位，把这种情绪习惯带进了政治之中。

徐桐曾公开上疏，认为凡是精通多国语言的人，都不可信，而且难当大任。

“仇恨西学”到他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完全走火入魔了。

然而更加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与端王载漪相厚，载漪在总理衙门设下“神坛”，请“神仙”来剿灭“洋鬼子”。这种一看就知道是愚昧无知的迷信行为，他居然大喜过望的说：“此天意也，异种自此绝矣。”

端郡王载漪

他对“义和团”的迷信，也是让人哭笑不得；他认为“义和团”是“神”，而洋人是“鬼”，神能杀鬼是自古以来的规律，所以“义和团”必然能够打败洋人。

作为“庚子拳变”中的铁杆“主战派”，徐桐对反对轻启战端的袁昶和许景澄极为仇恨，在慈禧下令处死他们的时候。徐桐竟然说：“此等二毛子，多杀几个甚好。”

再后来慈禧又下令将兵部尚书徐用仪下狱，连同为“保守派”中坚力量的荣禄都看不下去了，找徐桐商量联名保奏想劝慈禧留徐用仪一命。结果徐桐又说：“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

其实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人，都是对国际情况颇为了解的人，他们本来就谈不上有什么罪过，只不过是把自己知道的真实情况告诉慈禧和徐桐等人罢了！

竟然能引来徐桐之辈如此之深刻的仇恨，实在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袁昶等人被杀以后，在载漪、徐桐等人的鼓动下，慈禧太后终于决定向“彼等洋人”宣战！

徐桐等人奉为“神明”的“义和团”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就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太后见势不妙，手脚麻利的“西狩”去了。

徐桐见机太慢，晚了一步，被自己的儿子徐承煜，活活“坑”死！

徐桐“坑”了天下，他的儿子徐承煜又“坑”了他。

电视剧《走向共和》徐承煜形象

枭獍之性，徐承煜的双面人生

近些年网络上流行“洗白”，很多人喜欢把原先公认为“罪人”的洗成“英雄”，以此来“博眼球”，娱乐大众。

即使是这样人，遇到徐承煜的时候，估计也会觉得“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徐承煜的一生，是充满罪恶的一生，是口是心非的典型，是“精致利己主义”的祖宗！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做到“头顶生疮，脚底流脓”……

徐承煜表面上跟他父亲徐桐一样“仇西排洋”。但他比徐桐懂得“变通”，他不但收“银洋”，用西洋家具，收西洋礼品，还嗜好抽西洋雪茄烟！

但这并不妨碍他仇视西学，更不妨碍他仇视通“洋务”的人。

反对慈禧对列国宣战的，“主和派”袁昶和许景澄被杀的时候，时任刑部左侍郎的徐承煜是监斩官，《清史稿》上说他当时扬扬自得，颇为高兴。

相传仓促被抓罪名都还没搞清的袁昶，临刑前曾问徐承煜：“吾二人死固无恨，况君要臣死，不死则不忠，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请即见告！”

身为刑部左侍郎，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徐承煜，居然有脸振振有词说：“此岂容尔分辩之地，尚敢哓哓耶！尔所获罪，尔当自知，何烦吾言。”

甚至“刑部侍郎”，只会拿权势压人，连基本的《大清律》都不讲，他这个官当的怎么样，也算可见一斑了。

袁昶

然而杀袁昶和许景澄时如此“正义凛然”的徐承煜，自己临刑的时候可谓“死相”十分难看！

徐承煜骗他爹徐桐上吊自杀以后，自己换了便装，带着金银细软逃走，结果没跑多远就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日本人把他和同样是“主战派”，他父亲徐桐的得意门生户部尚书启秀一起看押了起来。

后来清廷定了他们死罪，日本人在临刑前宴请他和启秀。

徐承煜开始以为受到了优待，就是要被释放的节奏，开心的要命。等知道吃的是“断头饭”的时候，当场就崩溃了。又哭又闹，又骂又叫，着实折腾了一夜，以至于第二天上法场的时候，都已经神志不清了。

而启秀却始终从容淡定，让日本军官都心生敬意，主动表示启秀走后，愿意尽量庇佑他的家人不受牵连。

徐承煜这个脸，真是由内而外的全丢完了！

后来清廷大臣王文韶评价徐承煜：枭獍之性，欺君弑父。

枭是古代传说中的自食其母的恶鸟，獍是传说中被黄帝杀绝种的吃父亲的恶兽。

用这两种禽兽形容徐承煜，倒也真是贴切的很！

徐桐父子背后的文化惯性

戴玄之先生在《义和团研究》中认为：“与其说义和团是时代的产婴，不如说是中国数千年神权传统思想的麟儿。”

徐桐和他的儿子徐承煜不同的是，他是正统的“读书人”出身。

虽然他是旗人，又有一个当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但他好歹也是自己考的进士，做过翰林编修的人。

说起来也是讽刺，他的形象最接近的，是他认为洋人“杜撰”出来的西班牙的作家塞万提斯，笔下所写的“唐.吉诃德”。

他从小读“四书五经”，学习的对象是“孔孟”和“尧舜”，对于超出“孔孟”和“尧舜”能够理解的“西学”，反感和排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徐桐对义和团的迷信，其实在历史并不是孤例。

规模最大的惨痛案例，就有宋钦宗君臣迷信骗子郭京，让他用“六丁六甲术”对抗金兵。

结果金兵一拥而入，打进了汴梁成，掳走了徽宗和钦宗，把北宋变成了南宋。

其它类似的迷信“神兵守城”，结果被敌人打的满地找牙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子不语者，怪力乱神”的说法。但自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以后，“君权天授”的主题已经定下。“气运”和“天命”之说其实一直都是社会的主流观念。

再加上儒家思想强调“法先王”的政治观念，“崇古薄今”的文化惯性延续了数千年。

无论是慈禧还是徐桐，在李鸿章称之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状面前，以他们有限的书本知识和政治斗争经验，其实无异于坐井观天！

而徐承煜则不一样。

徐承煜跟他父亲徐桐不同的是，严格来说他不太算“读书人”出身为官的。

他是“拔贡”出身，从小京官逐步升迁为刑部左侍郎的。

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买官卖官”几乎已经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

他从“拔贡”到升为刑部左侍郎，一是靠他父亲的人脉关系。二是靠他们徐家丰厚的财力。三是靠他人在京城，有利于钻营的地利。跟他本人的能力其实没多大关系。

所以徐承煜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信仰”，也谈不上有什么“仇西排洋”的根据。

他的所做所为，不过都是为了逢迎媚上，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已。

这一点，从他父亲受贿不收“银洋”，而他却不介意。他父亲不用洋玩意儿，他却喜欢洋烟洋家具就可以看出来。

徐承煜对“西学”和“洋人”都没什么仇恨，他故作姿态的“仇西排洋”，不过是为了骗父亲，骗慈禧，以求捞取更多的利益。

他比徐桐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无论是“义和团”的“神明”还是“孔孟”的“礼仪道德”，其实他通通都不信的！

他的人生没有“道德”，更没有“原则”，可以说是经典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这种人无论何时何地，对国家和社会破坏性无疑都是巨大的。

结语

徐桐和徐承煜父子，在晚清那个中西文化交锋对碰最理解的年代，十分具有代表性。

徐桐对清廷不可谓不忠，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亲手把清廷推入“火坑”元凶之一。

自“八国联军”时起，“东南互保”实际上已经表示，地方督府不再无条件服从清廷的“乱命”。

徐桐的“忠心”，着实狠狠的“坑”了一把清廷和天下百姓。

而徐承煜这个人，作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晚清时代的祖宗，更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和警惕。

他用着西洋家具，吸着西洋雪茄，却高举“反洋”的大旗。

他自己贪生怕死，为保命连亲爹都毫不犹豫的“坑”死，却偏偏喜欢满口“朝廷大义”。

这种人“双面人”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极高的欺骗性和破坏性。

以史为鉴，遗忘等于背叛。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该擦亮自己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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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清史稿》

《义和团研究》

《西巡回銮始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