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黄之锋：美国一手扶持的“提线木偶”，靠反华反港换名利双收

2014年，美国久负盛名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则令中国人无比恶心的封面：在“抗议的面孔”这样的大标题边上，是一个18岁香港年轻人丑陋的相貌。

那一年，香港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占中”风波。

风波背后，是《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前红衣主教陈日君、香港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等香港政商人物与境外势力勾结，阴谋叛国的罪行。

为何《时代》却放着这些“大人物”不做文章，反而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名叫黄之锋的小屁孩身上呢？

扭曲的一代

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英国想要保持在香港殖民统治的幻想破灭之后，香港所有反对中国政府的势力就在暗中被串联发动起来，准备为未来回归祖国的香港埋下尽可能多的“地雷”。

由于意识形态的天然对立和一百五十多年的渗透，遍布香港的基督教徒成了西方人最好用的工具，黎智英、陈日君、李柱铭这些跳梁小丑，都皈依在基督教门下。

英国人在殖民统治期间，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从未放松，在小学里也有基督教的布道会。

1973年，在观塘区的一座小学里，5年级的小学生黄伟明听完一场布道会，懵懵懂懂地就成了一名基督徒。

黄伟明的父亲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皮带厂工人，却生了一个十分有出息的儿子。

黄伟明从小天资聪明，成绩优异，后来考入伊利沙伯中学，与未来的香港律政司长袁国强成了同年级的校友，并通过在香港大学完成电脑专业的深造，成功踏入跨国金融公司的科技部门，完成了家庭的阶级跃升。

但是这样的优秀人才自小学成为基督徒开始，就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桎梏，秉持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大喜之日到来的前一年，黄伟明家中添了一位儿子，叫做黄之锋。

可以想见，在普通老百姓为香港终于摆脱殖民者枷锁欢呼庆贺的时候，黄伟明的家中没有半点喜悦可言。

这个父亲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做出了一个不顾现实的疯狂计划，把自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仇恨，毫不掩饰地灌输给成长中的儿子黄之锋。

回归之后，国家体谅到香港特殊的历史和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对香港的集会游行、言论出版保持着异常的宽容，市民常常可以见到许多出格的政治书籍和游行。

从黄之锋很小的时候开始，黄伟明就有意带着儿子参加这些远远超出他年龄段的政治游行，给他购买攻击大陆的政治书籍。

作为第一代自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香港人，黄之锋的童年就被父亲带上了一条不归歧途。

在香港回归之初出现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都被黄伟明教导成是中央政府的过错。

也许是参与了过多社会活动，黄之锋对于正规的教育十分不上道。

教科书里的教学研究他学得索然无味，学习成绩不求上进，校园外的政治活动他却如痴如醉，沉迷其中，展现出与同学们毫不相称的“成熟”。

黄伟明的性格已经算得上极为固执，可在他荒唐的教育之下，儿子比父亲还要走得更远更激进，渐渐形成了彻底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追求“香港独立”的可怕想法。

至此，就像《葫芦兄弟》中被蝎子精和蛇妖毒害的“七娃”，又一枚地雷在回归之后香港混乱的意识形态土壤中发育完毕，只等被引爆的那一天。

学民思潮露头角

2020年香港爆发“毒教材”热点，令人惊呼，香港教育界，竟然一直是培养港独的大本营。

黄之锋这个港独地雷的价值第一次被人发现，也来自于香港教育界的一场风波。

2012年，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九月试行“德育与国民教育科”，以方便香港居民更好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一国两制。

但是在试行教材中，一句“我是中国人”刺痛了黄伟明这种黄皮白心港人的神经，上万名不明真相的香港市民在煽动和蒙蔽之下走上街头，反对推行该科。

在反对群体之中，一个主要由中学生组成的“学民思潮”组织显得格外刺眼。

借着未成年人身份的掩护，他们顶在冲击第一线，身后又有庞大的家长支援，令特区政府投鼠忌器，进退失据，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推行国民教育。

这场“大胜仗“让学民思潮的声威大振，而当年才16岁的黄之锋就是该组织最积极最核心的召集者之一。

年纪轻轻战斗力爆表的黄之锋很快就吸引道了更大人物的眼光。

因为父亲黄伟明年轻时在多家IT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积累下一笔不错的财富，黄之锋小时候也得以随着父亲出入一些富豪政客的客厅“混个脸熟”。

黄伟明后来倾向于支持2006年成立的反对派香港公民党，和党主席香港特区立法会前议员、大律师粱家杰攀上了关系。

陈日君已垂垂老矣，黄伟明到2013年也就要退休，反中乱港急需第三代炮灰的时候，黄之锋这样的毛头小子能够冲到第一线，无疑让这些老顽固们眼前一亮。

很快，通过公民党的关系，“学生领袖”黄之锋见到了真正的大佬们，李柱铭，黎智英等人。

而李柱铭和黎智英又为这个小年轻介绍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真正巨无霸，把他推向了国际舞台——美国政府。

早在1988年李柱铭访美之行中，他就公然提出，英国应该继续殖民香港100年，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李柱铭一直以汉奸身份为自豪，“敢于当英美殖民主义的走狗”。

黎智英则至少从2003年起，就通过给美国政党捐款，将自己的利益与美国深度捆绑。

黎智英身边的助手马克·西蒙，是美国海军出身的中情局情报人员。

美国一个著名的“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是黎智英的“好朋友”。

2013年10月，黎智英在台湾与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会面，密谋在香港推动“颜色革命”。

根据黎智英自己留下的会议录音，施明德指导黎智英，叫他多找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少女与手抱小孩的妇孺参与，以博取媒体、市民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此时黄之锋的“大名”响彻香港教育界，自然成了香港本土反对派和美国人眼中的首选。

占中闹剧

2014年9月28日，在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丑”直接挑拨下，震惊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被推上台前，妄图通过“民主”口号推翻香港特区政府。

占中当天，“当代吴三桂”李柱铭在参加自己儿子的盛大婚礼，黎智英的财产全部分布于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外地，在香港名下身无分文，三丑也严禁自家子女前往占中现场。

然而出现在中环的抗议者们，90%以上都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和一些大学生，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与香港警方直接对峙。

这些充当炮灰的年轻人哪里来？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三个首脑的名字，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

在这些人组织领导之下，年轻人身着黑衣，按照美国提供的颜色革命脚本，和台湾传授的心得，盘踞中环广场2个月之久。

时刻准备甚至多次尝试主动制造恐怖事件，打算绑架全香港的经济，实现美英间谍夺取特首控制权的目标。

好在中央和特区两级政府战略定力和大多数通情达理的香港市民面前，美国的阴谋并未得逞，2014年11月26日，黄之锋在占中闹剧清场行动中被逮捕。

凭借占中一事，黄之锋算是尝到了扬名天下的甜头：英国《独立报》将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街头政治称为“雨伞革命”。

法新社用充满悲情的笔触赞美他们“争取民主”。

当然更少不了来自美国大本营的最高褒奖：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财富》把他列入“五十大领袖”，赴美国留学全额奖学金，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还有来自民主基金会的160万美元“巨额”财富。

名利双收，无数西方世界的光环笼罩在这个皮带工人的孙子上，而这些都是靠出卖祖国反华反港换来的。

在把持香港法治的亲英美律师暗中偏袒下，黄之锋以为自己的罪行根本不会受到什么真正的惩罚。

2017年8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对占中头目们做出判决，仅仅监禁6个月。

这根本不会对已经改名为“香港众志”的前学民思潮造成实质性影响，而此时的香港众志已经成了以民主的名义鼓吹港独的反动组织。

从狱中释放出来的黄之锋依然嚣张，他认为手中还有无限的牌可打。问题是，谁是发牌者？

2019年8月13日和14日，平静了数年的香港国际机场突然遭遇一群不法分子，攻击机场警察和无辜民众，运行瘫痪几十个小时，造成恶劣影响。

经过警方调查，事件主谋正是已经23岁的黄之锋，他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恐怖行动，宣称：“只要我们小心一点，就不会被抓到。”

又过了没多久，香港政府拿出了一张令全港哗然的照片，那是8月6日，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在酒店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组主管朱莉·埃德秘密交谈。

几乎也在当天，李柱铭黎智英等人与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负责公共外交、媒体和东亚事务的国务院战略沟通高级顾问惠顿秘密会面，煽动暴力分子进攻旺角尖沙咀警署。

事到如今，香港人民已经不能再用当年的“黄之锋小朋友”看待他，给予他无限的宽容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必须要为背叛民族国家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黄粱一梦

任何一个时代，出现陈日君、黎智英、黄之锋这样的人渣总是难以避免，但广大人民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

老中青三代反共反华小丑在香港所作的大规模破坏，与香港人民根本利益是完全抵触的。

自占中运动失败之后，渐渐清醒过来的许多香港青年选择脱离了学民思潮，这也是黄之锋不得不改名为香港众志的原因之一。

黄之锋在学校里错过了学习黄金期，本身除了搞政治运动之外，没有任何谋生技能，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美国的财政支持。

这种支持的前提条件，就是他黄之锋必须时刻活跃在公共视线中，能够吸引年轻人继续为“港独”迷梦提供炮灰。

因此自占中闹剧结束后，黄之锋多次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与西方高官会面，极力为反中乱港制造噪音，乞求赏赐。

2019年10月29日，在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前，当地选举主任宣布，“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不获得参选资格，成为本届区议会选举唯一一名不获得参选资格的候选人。

这一裁定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广泛肯定，有力地打击了黄之锋的嚣张气焰。

经历了现实教育，中央政府及时地在2020年出台了《港区国安法》，一举对香港特区对付颜色革命的薄弱环节全面清除。

如果黄之锋真的聪明，他应该发现，自2019年起，他的颜色革命战友们都在美国人的掩护之下纷纷离开香港。

例如梁天琦、黄台仰利用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分别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周永康先是去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冠聪则去了耶鲁大学。

以美国人的能耐，想要接走黄之锋，当然不是难事。但是黄之锋在2019年8月30日在地铁被警方拘捕之后，似乎就怎么也逃不出警察的手掌心，连番诉讼和服刑一直没有断过。

从2020年开始，黄之锋多次以未经批准的集结罪被起诉，在检方提供的铁证面前，黄之锋只能放弃辩护直接承认所有罪行。

好不容易结束了非法集结罪的刑期，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又不失时机地对法庭提起了黄之锋非法初选案“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诉讼，将黄之锋换到赤柱监狱继续关押。

父亲黄伟明没有尝试对儿子进行任何救助，早早卖掉了香港的房产，带着老婆和次子移民到澳大利亚。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黄之锋只能寄希望于港独分子能够为自己狱中写的简陋“分析”打赏，讨口饭吃。

2022年8月18日，黄之锋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交付香港高等法院判刑。

狱中的黄之锋将会等待无穷无尽的诉讼，他往昔的“风光”和其后的跳梁表演，为警方准备了足够多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