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北宋在保安军的划界,保安军在北宋西北防御体系的作用

2025-12-19 00:08 来源:网络 点击:

北宋时期,北宋在保安军的划界,保安军在北宋西北防御体系的作用

保安军作为北宋的西北边地,是北宋西北地区的门户之一。

其毗邻西夏,是宋夏沿边地带的军级地方行政单位,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与西夏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北宋西北经营的重点,也是北宋与西夏武力争夺的对象。
政治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宋夏的政治交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着与邻国西夏通牒交聘的作用。

军事上,保安军是宋夏军事争端的频发地,西夏屡屡侵扰;经济上,榷场的设立使保安军成为宋夏商贸中心。

通过对保安军的诸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北宋西北边疆治理政策为切入点,发现保安军与北宋西北防御体系息息相关。保安军位于今陕西省志丹县,北宋时期是汉族与党项羌等民族的交融区域,与西夏接壤,是北宋的军级地方行政单位,也是防御西夏的主阵地之一。

一、保安军概况

保安军位于鄂尔多斯沙漠南缘,地形复杂多样,有黄土、大塬、群山、梁峁等地形地貌,地势以黄土高原为主,沟壑连绵。
北有横山作为自然屏障,亦有秦时修筑的长城岭作为人工屏障。

河流有洛河、周河、杏子河由北向南流经,沟通着数条北宋延州和西夏宥州的道路。其地处极边,“东至延州百五十里,经敷政、敷施二县界,山谷不通车轨。
西至庆州界九十里,南至延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长城八十里,十里即蕃族界,入宥州、夏州路”。
南连延州,北接宥州,为塞上咽喉。

保安军气候较为单一,为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大多数情况保安军气候干燥,旱时较多,且寒冷气候较多,“地寒霜早,不宜五谷”。这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气候状况与今日大致相同。
受气候影响,保安军植被稀少,“昨差使臣送定难军赵德明官告回,言鄜、延州、保安军绝少林木,可降诏谕逐处,令以时栽植。
”保安军时有特大降水,发生自然灾害,造成一定程度的灾情,洪涝灾害是其中之一。
据史料记载,有多次暴雨的自然灾害。

“保安军言河流暴涨,浸城垒,坏庐舍”。“保安军言久雨河溢,判官赵震及兵民溺者凡六百五十余人。
遣使恤之”。
洪涝灾害是保安军主要遭受的自然灾害,其余不见记载。
保安军地处北宋极边地区,生活环境不稳定,人口数量较北宋次边、近里地区少。
人口民族构成主要以蕃族为主,汉族为辅。
保安军蕃兵人口2万人左右,总人数五、六万人。

除此之外,保安军民籍人口数量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户二千四十二,口六千九百三十一。”除这个人口外,常年驻军的人数应有上万人。
保安军地处宋夏交界地带,居民民族构成丰富,是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宝地。
宗教文化、多民族文化等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宗教文化主要体现佛教在保安军地区的传播。

西夏深受佛教影响,多次向北宋求佛经,居住在保安军的蕃户也深受影响,再加上长期战乱的社会环境。

当地的民众百姓需要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于是石窟造像艺术在宋夏相争期间达到高峰。
在今陕西省志丹县有多处北宋时期石窟造像艺术的遗址,这是佛教文化在保安军的传播与发展,这种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明代。
其中何家坬石窟,开凿于北宋元祐八年至绍圣二年(1093-1095),是一座以北宋保安军党项熟户小胡族为功德主主体开凿的佛教洞窟,窟内的造像、题记等又表现出明显的党项民族特征。

这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表现,对研究宋夏交界地区的民族融合有着重要意义,也是佛教文化在宋夏沿边蕃部中发展的一个体现。另外,还有保安军德靖寨以东的城台石窟,开凿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是保安军守军及边民百姓所为。

吕川石窟,开凿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位于保安军东八十里。

民族文化保安军是党项、吐蕃、回鹘等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交融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文化既受北宋汉文化的影响,又有其自身鲜明的党项等民族属性和特色。
民居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居住在这里的党项族将其民居形式在保安军这一地区传播发展。

通过大量位于保安军明清时期崖居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北宋时期的各族民众的居所也应以崖居为主。宋夏相争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崖居多用于躲避兵乱匪祸,这是保安军边塞文化的体现之一。
崖居具有居高临下、凭险踞守的特点,易守难攻,十分坚固。

崖居作为民间自发凿筑的有时可能作为军事防御的设施,但与官方主持修筑的堡寨等军事防御设施不能相提并论,大多数情况下应是一种居住形式的存在。在宋代的史料中有党项居于“土窟”“土屋”的记载,“土窟”应该就是崖居的居住形态之一,也就是窑洞。
党项民族颇具特色的民居形式,一直保留延续到了今天,至今在陕北大多数地区,都能找到窑洞作为传统民居的建筑形式存在。

可见党项部落虽然长期和汉族融合,但是仍然保留了深厚的民族风俗。

二、政区沿革与建置

保安军的政区沿革保安军在唐初为栲栳城,唐武德二年(619)置永安县,属北武州。
贞观二年(628)并入金明县。
咸亨年间(670-674)在此驻守禁军。
贞元十四年(798)建为神策军,“控扼蕃寇,”后改设永康镇,属延州。

一直到至北宋初年,保安军都是延州的一个属地。太平兴国二年(977)与延州分割出来,单独设军。
军,是北宋的地方行政单位名称,唐至五代已有“军”这一行政单位,到宋代发展为与州平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与州、府平级,而实际地位次于州、府、高于监”。
“地势冲要,户口少而不成州者,则设军。
军一级长官称“军使”或“知军事(知军)”。

保安军的建置保安军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建置,“以延州永安镇为保安军”,取保境安民之意。当时正值北宋王朝建立不久,周边政治环境复杂,夏州李氏政权在版图表面上隶属于北宋政权,但实际上却和北宋朝廷明争暗斗地抗衡,基于西北边疆形势的严峻,出于稳定边境地区的考虑,北宋调整了西北布防,设置了保安军。

另外一个原因是,北宋承袭了唐朝旧制,唐时曾在此设置神策军控扼蕃寇,秉持着“保境安宁”的态度,北宋在此设军命名保安。保安军自太平兴国二年(977)设立,至金大定十一年(1171)改至保安县,“建炎四年没于金”,共存在194年。

三、政治军事概况

北宋沿边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大多体现出一种行政军事的一元化。
保安军也是其一,除了政治、军事的一元化,与西夏的交通往来也和政军融合,受其影响较大。

总体是一个军事、政治、交通互相影响的特殊军级单位。

保安军处于宋夏对峙前沿,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宋之于西夏,明之于套虏,皆豢寇于门庭之内,欲其不犯我房闼也,难矣。
”鄜延路一直是北宋重点经营的边防要地,保安军隶属鄜延路,“地势极边”,,边帅韩琦上书仁宗:“御捍之备,宜以鄜延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无深入之患。
随着西夏的不断侵扰,北宋政府逐渐加强了这里的军事力量,“延州有一将军马在保安军驻扎。

三川口之战后,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赴任后,筑保安军栲栳寨,练兵聚粮,培养大量的弓箭手。
同时,给予保安军优厚的军费待遇,政府一直在纳款维护保安军的运营。
此外,还有额外的费用开支给沿边军队。
“赐陕西缘边诸军特支钱。

“赐延州保安军等处屯驻泊巡检军士特支钱。若用兵有功,则“赏保安军守御之功,”提拔相关人员。
若用兵失利,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
惯行“祖宗之法”的北宋在陕西用兵失利时下令斩一漕臣,可见陕西的战略地位。
由于北宋西北地区的特殊情况,“宋自西夏窃据,边隘尽失,敌人凭高俯下,势若建瓴。
夏之盐、宥州与保安毗连,窥窃尤易,”保安军成为西夏突破北宋西北防御体系的主攻地点。

自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称帝,西夏频频侵扰争夺此地。宝元二年(1039),“西贼寇保安军,鄜延钤辖卢守懃等击走之。
康定元年(1040),“属元昊盛兵攻保安军,”破金明寨,围攻延州。
治平四年(1067),谅祚诱杀保安军知军杨定。
元佑三年(1088),夏人攻保安军德靖寨。
绍圣三年(1096),夏人寇鄜延,陷金明寨。

除侵扰攻击之外,西夏还在此附近修筑堡寨,“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对于西夏在此修筑堡寨,北宋大臣有激烈的反对意见,欧阳修上书道:“今若纵贼于侵地立起堡寨,则延州四面更无捍蔽,便为孤垒,其贼尽据要害之地,他时有事,延州不可保守。
若失延州,则关中遂为贼有。
政和四年(1114),“乾顺在宋保安军北界藏底河流域据山筑城,为进取计。

北宋在保安军的划界在汉唐时期,统治者对于国界的概念是模糊的,夷夏之分的观念一直存在,对于周边政权,则是“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到了唐末五代宋初,天下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朝北边与强大的契丹辽国为邻,西边夏州李氏政权又在不断发展。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使政治地理和民族地理亦发生了变化,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体现出了平等且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边疆争端。

这些因素都潜移默化地促使着北宋王朝的边疆意识发生转变,西周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已不再适用。

北宋开始,“国家”观念、“边界意识”凸显,“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在这样的意识下,与周边的政权如辽、西夏通过盟约划定疆界,出现平等的关系。

结语

一直以来,边境地区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是北宋朝廷追求的目标。
保安军作为北宋的西北边地门户,在军事、政治交往、经贸交流等方面均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军事要地,这里是北宋重点经营和西夏不断争夺的对象。

作为连接宥州的枢纽,承担着传递公文、接待双方使者等事物的运营;作为宋夏官方榷场的设立地,宋夏贸易上的往来也使双方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
宋夏在保安军的划界是双方首次以官方誓约为约束的划界,通过对宋夏在保安军的划界、划界后双方对誓表的遵守情况、北宋保界政策和对过界人户的处理等的研究。

可以看出北宋政府对于西北边界事宜的态度以及宋夏关系在划界前后呈现出的变化。

此次疆界的划定是北宋维护其国土安全、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方式,也为双方后来的划界提供了理论及实践基础。保安军堡寨和保安军蕃部共同构筑了北宋防御西夏的防线。
保安军堡寨在北宋对夏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安军蕃部对北宋的认同与叛离是研究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关注点。

其对北宋的归附与叛逃是北宋西北边境地区蕃部状况的一个写照。

蕃部的归附为北宋带来了军队上的战斗力,生活中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

开发了边境地区的自然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北宋西北边境地区的社会发展;而蕃部的叛逃也使得北宋边境军队战斗力下降,扰乱了边境地区生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