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笃亮直：论吕范的显赫地位

东吴权臣吕范，好威仪、性奢靡，乃至“服饰僣拟王者”，却始终被孙权所宠待。性格猜忌的孙权，甚至多次替其回护，以至“告者乃不敢复言”。

吕范能够获得如此特殊的政治地位，离不开孙权的绝对信赖。在孙权看来，“吕子衡忠笃亮直”，因此僭越之举，可以既往不咎。

（孙）权曰：“……吕子衡（吕范字子衡）忠笃亮直，性虽好奢，然以忧公为先，不足为损。”--《江表传》

“忠笃亮直”，即忠诚、笃实、磊落、正直。实际就吕范“服饰僭拟王者”的越轨行径来看，这番评价无疑存在过誉色彩；但从吕范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也确实担得起“忠笃”二字。

（吕）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僣拟王者。--《江表传》

在封建君主眼中，没有比“忠笃”更为高贵的品质，吕范也因此在孙策、孙权二朝屹立不倒，以至陆逊（孙策之婿）、全琮（孙权之婿）等人皆对其“修敬虔肃，不敢轻脱”。吕范死后，甚至得到诸侯规格的祭祀之礼，可谓极尽哀荣。

吕范的政治资本，源自早年的两次抉择。其一是赴徐州迎救太妃（即孙策之母）；其二是抛弃袁术、改换门庭。

至于吕范在暮年能够保全荣华，免于猜忌，则在于其才具有限，功高而不震主，遂君臣相和，得享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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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迎太妃

迎太妃于江都，是吕范在孙策集团的发迹之始。这一事件在《范传》中着墨有限，但背后隐藏的线索颇多。

吴太妃即孙坚遗孀，祖籍吴郡吴县，后迁至吴郡钱塘。孙坚死后，吴太妃“乃渡江居江都（县）”。此地隶属徐州广陵郡，归陶谦管辖。

孙破虏吴夫人，吴主（孙）权母也。本吴人，徙钱唐。--《吴书 妃嫔传》

（孙）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吴书 孙讨逆传》

古人安土重迁，轻易不会羁旅他乡。吴氏旅居江北，与时代背景和宗族背景有关。

（1）江南与江北

孙坚夫妇虽出身于江南，却发迹于江北。按《孙破虏传》，传主早年相继担任过盐渎丞、盱眙丞、下邳丞（三县皆属徐州）；之后又跟随朱儁北上镇压黄巾，以至其麾下的元从将领，如程普（幽州右北平）、韩当（幽州辽西）等多为北人。

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孙）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吴书 孙破虏传》

孙坚为盐渎丞，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孙坚死后，孙贲、孙策相继依附袁术。袁术牧扬州时，将治所设于江北（因为江南有汉廷任免的正牌州牧刘繇），因此孙策集团的元从成员，多来自徐州与扬州江北（九江、庐江二郡尤多），此即东吴“淮泗集团”的雏形。

由于孙坚父子长期旅居江北，因此孙策率部返乡时，竟出现了“百姓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的吊诡状况。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称“江东人视（孙策）为外来异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江表传》

（2）羁旅异乡

孙坚早年曾被乡人视作“轻狡”。这一含有严重贬义的词汇亦被用于形容吕布。方诗铭认为“轻狡”是强盗行径的隐喻，按照孙坚“甚惭恨”的反应来看，方老的论断应该与事实出入不大。

吴氏亲戚嫌（孙）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吴书 妃嫔传》

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魏书 吕布传》

另按孙坚死后，未能归葬故乡（吴郡富春），反而葬于曲阿的记载来看，他在老家的形象大约不甚理想。这也是孙策、吴太妃安葬孙坚之后，并未返回故乡，而是北上徐州，旅居广陵江都的重要原因。

彼时孙策投效袁术，而袁术谋夺徐州，与陶谦交恶，陶谦因此“深忌（孙）策”，吴太妃的人身安全遂出现严重隐患。

（孙）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谦深忌（孙）策。--《吴书 孙讨逆传》

（袁术）将其余众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后汉书 袁术传》

在此背景下，与孙策同在袁术麾下的吕范挺身而出，密赴徐州，迎救太妃。结果太妃得到解救，吕范却被陶谦部将捕获，投入大牢，最终被门客“篡取以归”，幸免于难。

时太妃在江都，（孙）策遣（吕）范迎之。徐州牧陶谦谓（吕）范为袁氏觇候（密探），讽县掠考范，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吴书 吕范传》

按彼时的历史背景，吴太妃作为客居徐州的人质，处境堪忧，若无吕范相救，恐有性命之虞。因为陶谦并非善类，他曾因私怨遣兵追杀曹操之父曹嵩，铸成血仇。

徐州牧陶谦素怨（曹）嵩子（曹）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后汉书 应奉传-附应劭传》

换言之，吕范对孙策兄弟可谓恩重如山，因此孙策兄弟对吕范亦报以同宗之礼：“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孙策待吕范以亲戚之礼，饮宴于太妃前

自此，吕范在东吴集团中获得了近乎“异姓宗室”般的显赫地位，以亲疏待遇而论，大约与周瑜相似。

（孙）权母曰：“（周）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指孙权）其兄事之！”--《江表传》

客观评价，吕范的文武才略远不及周瑜，不过正因如此，他受到的猜忌亦远少于周瑜。周瑜在世时频表忠心，却屡遭孙权的疑心与掣肘；吕范在世时奢靡僭越，却始终能够得到孙权的宽宥与回护。

是时（孙）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周）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吴书 周瑜传》

改换门庭始末

出于人物塑造的需要，《吕范传》对传主改换门庭的时间记载颇具迷惑性。吕范与孙策的交往虽然在东渡之前，但他真正脱离袁术的时间，却在东渡之后。

按《范传》，传主是豫州汝南人，汉末“避乱寿春”时“将私客百人归（孙）策”。乍看之下，吕范似乎与孙策一见如故，即刻便脱离袁术控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证据便是吕范“归策”之后，曾替孙策赴江都县密迎太妃，因此被陶谦收监。而陶谦的理由是“（吕）范为袁氏觇候”。

“觇候”即充当密探，而“袁氏”则代指袁术。毫无疑问，吕范彼时的身份仍是袁术部曲，而非孙策部曲。

《范传》中另有一处隐秘线索，可以佐证传主彼时的身份隶属问题。即吕范跟随孙策东渡之后，曾经“还吴，迁都督”。

（孙）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馀众，增（吕）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还吴，迁都督。--《吴书 吕范传》

《吴书》对吕范担任都督的记载是“迁”，而《江表传》对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

按《江表传》，吕范向孙策请缨“愿暂领都督”时，孙策的反应竟是“卿（吕范）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换言之，在孙策看来，吕范担任都督，并非是“迁”，而是“屈小职”。

（孙）策曰：“（吕）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碎事乎！”--《江表传》

为何两种史料的记载会如此不同？这其实与吕范彼时的身份隶属有关。

按《范传》，传主“迁都督”之前的职务是“宛陵令”，即宛陵县令。由县令转为都督，是明显的升迁，但孙策却视之为“复屈小职”，这只能说明一点，即职务的“背书主体”不一致。

简言之，宛陵令来自袁术授予，而吕范欲弃此官，改投孙策麾下，充当孙策门下的都督。

注：跟随孙策渡江的将领，有许多曾复归于袁术麾下。例如周瑜在东渡战役结束后曾返回寿春，担任袁术所署居巢长，事见《周瑜传》；孙策族兄孙香始终未曾抛弃袁术，最终殉难于寿春，见《孙贲传》注引《江表传》；文多不载。

彼时袁术是左将军、扬州牧，孙策不过是一介杂号校尉（按《孙讨逆传》，汉廷授予孙策的职务为“怀义校尉”），双方在政治声望、职官位阶上判若云泥。且彼时孙策在名义上仍依附于袁术，佐证便是《后汉书》记录孙策东渡时，照例称其为“袁术（部）将”。

是岁，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后汉书 献帝纪》

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

关于吕范的职务变迁问题，《吴书》中的反常线索非止一处。比如《范传》记录传主跟随孙策东渡时，便写作“（吕范）下小丹杨、湖孰，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讨破丹杨贼”。

按此，则吕范先“领湖孰相”，后“领宛陵令”，这又悖于常理。因为湖孰是县（隶属丹阳郡），按制度应设令、长；而“（国）相”与郡守平级，是郡国一级的长官，因此本不应出现“湖孰相”这种怪异头衔。更何况国相秩阶二千石，县令秩阶六百石，先为国相，后为县令，这对吕范而言岂不是一种巨大的侮辱？

合理的解释，便是吕范的“湖孰相”是孙策自置，拔县为国。这便如曹操分割兖州泰山设“嬴郡”，以糜竺为太守；分割徐州下邳设“东城（郡）”，以陈登为太守，皆属乱世从权之计。上述诸郡、国亦旋设旋废，不见后续记载。

曹公表（糜）竺领嬴郡太守，竺弟（糜）芳为彭城相，皆去官，随先主周旋。--《蜀书 糜竺传》

贼望火惊溃，（陈）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迁登为东城太守。--《先贤行状》

至于后文提到的“宛陵令”则无疑来自袁术授予。换言之，《吴书》在记录吕范早期事迹时，其实混淆（或者刻意模糊）了传主的职官来源，将孙策所署、与袁术所署的官职不加区分地、按时间顺序罗列记述。

了解到以上背景，便可理解《吴书》、《江表传》为何会对吕范出任“都督”的事件存在相异描述。

按彼时环境，袁术四世三公，名震天下；孙策则是瓜农之后，寂寂无闻（《宋书》、《异苑》皆记载孙坚之父祖“种瓜为业”）；吕范接受袁术任免，法理上确实强于投效孙策麾下。因此孙策才会对吕范说“卿既士大夫，岂宜复屈小职”，吕范则回应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

（吕）范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将军（指孙策）者，非为妻子也，欲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江表传》

此处的“舍本土”一语双关，其一是指远离故土（汝南），其二是指抛弃故主（袁术）。尤其考虑到吕范与袁术均出身豫州汝南，有“乡里”之亲，那么这一改换门庭的行径无疑会获得孙策更大的感激与宠待。

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吴书 吕范传》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后汉书 袁术传》

至于“欲济世务”则隐含了攀龙附凤的心态，即通过依附彼时的新生军阀，获得更大的政治回报。理由显见：相比于投效孙策，吕范在老牌军阀袁术麾下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更大的前景，其核心逻辑与周瑜所谓的“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是一致的。

（周）瑜谓（鲁）肃曰：“……今主人（孙权）亲贤贵士……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吴书 鲁肃传》

周瑜：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

吕范对其“攀龙附凤”的心思亦不加遮掩，承认“此亦范计，非但将军也”，于是“（孙）策笑，无以答”，遂“委以众事”。

从君臣双方的坦诚表现来看，孙权对吕范“忠笃亮直”的评价可谓精辟，吕范弃袁术、归孙策，虽然目的不够单纯，但对自身的功利之心毫不掩饰，据实以告，至少担得起磊落二字。

功高而不震主

吕范在东吴集团中地位奇高，不仅位极人臣（大司马），连陆逊、全琮这种兼备“世家”与“主婿”双重身份的豪门公子都不得不对吕范“修敬虔肃”。吕范晚年肆行僭越而恩宠愈隆，甚至福荫子孙（其子吕据进入了顾命大臣的辅政班子），这与吕范本人“恰到好处”的个人能力有关。

（吕范）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吴书 吕范传》

（孙）权疾困，召（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吴书 诸葛恪传》

一言蔽之，吕范具备一定的军、政能力，但其能力又不会超出君主的心理阈值，即“功高而不震主”；加之吕范对孙氏兄弟曾有救母之恩，具备异姓宗室般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获得异常的圣眷恩宠，便也顺理成章。

按《范传》，传主亲自指挥的战斗寥寥无几，大部分参战记录都是“从征”、“从讨”，以副将、偏军的姿态活跃于沙场；或“督”某军进行战斗，描述上与魏之夏侯惇、辛毗等人颇为相似，即以元老身份赴前线稳定军心。

最为吊诡的记载，便是魏黄初三年、吴黄武元年（222）吕范都督诸军“以舟师拒（曹）休”，结果一败涂地，“船人覆溺，死者数千”，狼狈溃走。

（吕）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曹）休等于洞口……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还军，拜扬州牧。--《吴书 吕范传》

按理，丧师辱国，其罪当诛；结果吕范还朝之后，不仅未受处罚，还从丹阳太守迁为扬州牧。之后其性格缺陷愈发明显，奢靡僭越，无所顾忌，又屡屡得到孙权的宽宥回护。

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孙）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吴书 吕范传》

吕范病重之际，孙权遣使者“追赠印绶”；吕范死后，孙权“素服举哀”、“言及流涕”，甚至在祭祀规格上破格使用诸侯之礼，对吕范“祀以太牢（即牛、羊、豕三牲俱全）”，宠溺程度令人瞠目。

（吕范）疾卒。（孙）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及还都建业，权过范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吴书 吕范传》

实际就孙权在“南鲁之争”中的残酷表现来看，此人性格中存在相当阴暗的一面，甚至可以泯灭人性诛戮亲子（鲁王孙霸），其心术险恶如此。

然而就是这个猜忍无情的孙权，面对吕范的种种僭越行径时，却一反常态，耐心地回护、提携、照顾，甚至将吕范比作“身无夷吾之失”的当代管仲，最终逼得东吴群臣缄口，“告者乃不敢复言”。可见孙权确是将吕范视作骨肉至亲，了无嫌隙。

（吕范）服饰僣拟王者。（孙）权曰：“昔，管仲踰礼……无损于霸。今（吕）子衡、（贺）公苗，身无夷吾之失（管仲字夷吾）……何损于治哉！”告者乃不敢复言。--《江表传》

吕范服饰僭拟王者，孙权宽宥之

同为大将，周瑜、陆逊等人得到的待遇便颇有不同。周瑜壮年殒命，避免了君臣决裂的悲剧；陆逊虽享高寿，却在孙权的逼迫下“愤恚致卒”，以至孙权于暮年时曾不无懊悔地对陆逊之子表示“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

（孙）权累遣中使责让（陆）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吴书 陆逊传》

（孙）权涕泣与（陆抗）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陆逊）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吴书 陆逊传-附陆抗传》

若论文韬武略，周瑜、陆逊堪称当世英杰，吕范难以望其项背；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惊世艳才，导致孙权对周、陆愈发忌惮。周瑜在世时，孙权羽翼未丰，因此只能通过设置左、右督的隐晦手段对周瑜加以制衡；陆逊掌权时，孙权羽翼已丰，因此可以爵赏由心，刑戮在口，肆其残暴之举。

孙权自（孙）登死后，信任谗间，杀戮忠良，老耄昏愦，倒行逆施。--《三国志集解》

相较而言，吕范的能力远逊于周、陆，但也恰是因为其能力相对平庸，使得孙权对其十分放心。加之吕范早年曾冒死营救太妃，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抛弃袁术、追随孙策，因此具备了封建君主最喜爱的特质，即“忠笃”。

《论语》云：“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对君主而言，臣子的“忠诚”要盖过一切美好品质，就连智力存在严重缺陷的晋惠帝都懂得“嵇侍中血勿浣”的道理，“任才尚计”的孙权自然更加深谙其道。

（嵇绍）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绍遂被害于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惠）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晋书 嵇绍传》

更为重要的是，吕范出身豫州汝南，属于江北集团的一分子。流寓士人在江南没有政治、经济基础，其前景全仰于孙权的提携。这也能从侧面解释孙权对待陆逊、周瑜、吕范等人为何存在相异态度。

陆逊是江南世家子弟（吴郡四姓之一），在本地富有人望，且功高震主，最终被逼殒命。周瑜虽有功高震主之嫌，但来自扬州江北（庐江舒县），在江南根基颇浅，加之壮年早亡，因此保全了君臣恩义。吕范既属江北集团，又对孙氏兄弟有大恩，且无功高震主之弊，因此圣眷最隆，以至时人侧目。

吕范不啻为时代的幸运儿。壮年之际，凭借勇气与抉择获得了孙氏兄弟的信赖，积累起丰厚的政治资本；暮年之际，又靠着相对平庸的能力免去了君主的猜忌，保全了浮生荣华。相较于同时代灿若群星却又逝如流星的无数英杰，吕范的人生轨迹真可谓异数。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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